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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男癌”这个词:女人也用上了杀伤性武器
 
摘要:

“直男癌”,这个词刚出现在网上,就有让人无法忽视的力量。那是一则豆瓣短章,给一个年轻男人下诊断,他说:“你一个姑娘家,读什么博士啊。”“我以后可不娶女博士。”

和无数对这类男人的吐槽帖不同,因为甩出了“直男癌”三个字,帖子里的女生们胜了,女读者们也大爽。就这样这个词火了。

没多久就看到一家报纸的官方微信发布了一篇此主题的文章,很多人转。在与同事讨论时,我故作深沉地说:“这个词不合适……”。

是啊多不政治正确啊,有歧视,攻击性太强。但我们这几个女权主义者不用,所有人都在用,在我们因“哲学家”周国平微博言论事件而接受采访的第二天,赫然看到记者同时发布了一则“直男癌”公知名单,比我们正经的批评要火得多。又过了几天,我批评周国平的一篇文章被编辑直接在标题中加入了这三个字。

所以就再也不能回避这个词了。

首先,它确实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话,它是对“中国社会笼罩的直男癌征候”的猛烈反击,女网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它所攻击的对象们,一直都是自以为是、理直气壮的,公然强制、打击、排斥、贬低女人,不用担心任何代价,他们拥有广泛同盟,在价值观上相互支持,与社会的机制性运作配合,语言、文化甚至事实都是属于他们的。而另一方面,像斯皮瓦克所说的,下属群体没有语言,被歧视的女人没有办法去抒发不平和讲道理。对,讲道理对治疗这些人经常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听,有话语权的人就是可以人性,不用听别人说。

女人从来都不平,没有强有力的语言和相互支持,不平的表现是“唠叨”、“作”、“神经质”……这些都被负面化,这样的女人会被警告失去女人味,被从“正常人”当中排除出去,孤立和绝望。“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一些”,这也适用于描述中国的性别状况,而重点之一是要Hold住女人,让她们将沉默和顺应当作常态,找不到反抗的方法。

因此语言确实是一种武器,它能赋权,让人确认自己的力量和相互看见。经典的女权主义著作并非人人都读过,但这些著作所提供的普适性的批判视角,经过普及和扩散,可以为更多人所共享,成为她们理解现实生活的知识工具。励志的女性榜样,甚至时尚杂志上带有西方色彩的前卫形象,在“现代化”的旗帜下将独立的召唤送到女人身边,高等教育和市场所打开的职业机会让城市年轻女性意识到自己可以比上一代人走得更远。她们不再笃信女性的利他主义,更希望自我实现,并把她们在生活中和在网上读到的各种女性悲剧视为教训——她们不想再做传统的、顺从的女人。她们寻找语言并尝试说出来,互联网在个人表达和公共表达之间的灵活给这种尝试提供了机会,她们可以先从自言自语开始,继而相互讨论,继而公开抗辩,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越来越愤怒,或者说,终于找到了表达愤怒的勇气。

在这个过程中,百度女权主题的贴吧通用一个词:沙猪,这是“沙文主义猪”的简称,一直都有的给大男子主义者的攻击性标签。不过这是个舶来词,所以不流行。另一个原创词是“渣男”,但这个词的适用范围只在亲密关系,它对劈腿、吝啬等习性的指认并不完全瞄准大男子主义。背景是近些年来互联网上产生了大量的新词,纷纷要走出精英文化的语言规制,另创通俗的犀利。什么词能被创造出来当然要靠偶然的灵感,但什么词能走红却有必然性,不契合大众心理是不可能成功的。

“直男癌”的成功就赖于女人终于走出了公开抗辩的一步,它是一次宣战,如果还不能说起义的话,它是性别歧视仍然无所不在而有些女人已经不愿再忍,因此必然上演性别冲突的时代的征候。此时的冲突是好事,因为这表示沉默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它也表示等待、劝说与协商的失败——有些女人对有些男人已经不再抱希望与耐心。反向攻击代替了晓以大义,总试图对男人晓以大义的女人愿意承担温柔、接纳、安抚的女性义务,但这时候已经有一些女人要和他们撕破脸了。以女性不自由为代价的和谐假象,终于在语言的层面上被打破,而女人此时拿起的武器是“女人味”不允许她们用的:赤裸裸的攻击。当大男人们永远都能驾轻就熟地侮辱女人的时候,如果想约束女人不能还其道于其人之身,那这就不是公平的游戏。

不得不说这个词很有智慧,它能令人会心到大男子主义的种种病理,还洞察了异性恋霸权体制对这些男人的孵育,无论他们个人的性取向,他们都拥有天然的性别红利而且都有机会剥削和贬损女人。它的范围可以覆盖到家庭和公共领域,即潜意识到在性别问题上公私领域是相通互用的。攻击性不仅在于它用癌症当诅咒,首先在于它针对的是人而不是现象,但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歧视无法治理的原因就是无人负责,而指认人会将责任钉死。从没有一个词能让女人也体会这种杀伤的快感,她们不再是辗转的怨妇、作女、疯女,而是霸气的朱笔判官了。

这个词不留被阻击的余地,有人敢以“我就是大男子主义”甚至“我就是沙猪”为荣,但似乎至今没有人敢说“我就是直男癌”。只有狡辩的机会:“我不是直男癌”,但这狡辩其实也是承认了这个词。

我还是不敢赞美这个词,但是,如果我们只在“好好说话”为前提下才鼓励女性发声,那这鼓励其实是打折扣的甚至是规训性的,因为大规模的发声必然包含一定的政治不正确。规训女人“好好说话”不是女权主义的任务,尤其是在充斥互联网的针对女人的污言秽语绝不自律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单方面地要求女人退后。更重要的是,人们,尤其是那些被判决的人,必须正视这个词所爆发的愤怒,性别冲突的过程是必要的,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开启下一步的协商和重建。

本文系20151月为方所文化约稿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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